政治心路历程
Political Interest

我对政治的兴趣始于小学五年级。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年仅十一岁，便经常带着一张小板凳到新加坡芳林公园去参加长辈们关心的政治群众大会。今天新加坡的芳林公园是类似英国海德公园的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

我相信我被人赞赏的公开演说艺术和政治群众大会的演说技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从小在新加坡当时建国的政治环境中所琢磨和学习来的。特别是我从小便受李光耀先生的演说影响最深，他是我的政治偶像，也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最杰出的世界级政治家和最优秀的演说家。

政治瞭望 Political Outlook

在1973年，受邀参加新加坡金声区社区基层组织，是我踏入政坛的第一步。我曾担任民众联络所委员会秘书长，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兼执政党的区部秘书。十五年后，又在新加坡国防部长兼交通与新闻艺术部长杨林丰博士的裁培和推荐之下，受邀加入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执政党，并在选拔未来国家领导人材的严格遴选过程中脱颖而出。最后，代表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全国大选，在1988年当选为新加坡惹兰勿刹集选区国会议员。

在过去13年的议员日子里，我日以继夜的“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沿家逐户访问和接见民众的工作上，更是如此。时常在每周星期一晚上接见民众的工作时，忙碌到凌晨一点多，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此时家人早已入睡了，尽管如此我也未曾有过丝毫怨言；心里总觉得选民投票支持执政党，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而支持我，是对我的一种爱戴，那是选民授与我的神圣任务。因此在人群中倾听人民的心声，解决人民的问题是我身为国会议员应尽的责任。我常认为，当官不为民做事，不只是亏待选民，也愧对自己。

在我所属的集选区里，有很多选民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他们不仅面对生活的压力，还要面对抚养孩子和上大学的经济问题,这些都是我必须要处理的日常政务。当然，区内设施的改善，组屋环境的翻新和出席许多新加坡华人社团的就职及庆典的开幕活动，也是我忙碌的政治生涯之一部分。坦白地说，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今天这么富裕的新加坡，仍然有些孩子由于家庭环境的贫困而不得不放弃修读大学的教育机会，早早地便出来找工作以补贴家用，这对于在新加坡人力资源这么缺乏的环境下，是十分可惜的! 特别是我曾身历其境，能够了解这些孩子在放弃大学教育后的心理感受。因此，身为国会议员我常常尽我所能，给予他们应有的协助，总希望他们在完成大学教育后，才出来社会工作，以补贴家用。毕竟，良好的教育是不断提升自我和使家庭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条重要途径。于是，当我看到这些贫困的孩子，在我的帮助下才完成大学教育,过后又有了一份优越的工作，还能将父母亲从单房或两房式的贫困住屋，提升到四房或五房式组屋，我心里常常感到欣慰。在我看来，在一个科技领先和竞争剧烈的全球化经济里，我们的国家不能承受任何人才的遗失。我们必须尽最大义务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新加坡人，以面对环球市场日益激烈的挑战，这曾是我在国会最关心的主要民生课题之一。

由于我来自于华文教育的背景，我常被视为新加坡老一辈华人和华校生在国会中的代言人之一。因此，我在国会演讲中，除了民生课题外,也较多地表达有关提高华文华语、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医中药和其他华校生深切感受的课题。

2001年11月3号，是我人生重要的另一个里程碑…… 我个人决定离开政坛。主要是受中国领袖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影响。我认为，江泽民先生的“七一”讲话显示出比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中国，更加蕴藏着极大的机遇。这对于早在1992年便到中国去投资三个大项目的我来说，我认为自己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我能够对新加坡未来的经济在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我常认为，新加坡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我们应该感谢许许多多新加坡的英校生，没有他们过去的努力和贡献，新加坡的经济就不可能随着讲英语国家的蓬勃发展而受惠，从而塑造出今天成功的新加坡。反过来说，要为新加坡未来的经济作出另一轮的冲击，是新加坡华校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可以为新加坡经济做出的新贡献,那是做为新加坡一份子所应有的责任。为了继往开来，也为了自己的企业发展,我内心虽然非常舍不得我的选民，我的选民也非常舍不得我，但我还是决定急流勇退，潇洒地离开政坛，去追求我另一个更美好的理想。

可以这么说，在过去政界的13年里，我学会了从多角度来看问题、来分析问题、来解决问题。这和我年青时只从两到三个角度看问题是不一样的。假以时日，如果我能够追求到更美好的新理想，我将把我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回馈给社会和人民，以完成我人生最后的愿望。

政治和社会活动
Social & Community Involvement

以下是我在过去从事25年的社区和政治活动中的照片。

1994年11月16日 – 我曾代表新加坡共和国受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太平洋民主联盟执委会议（PDU Executive Meeting）。当时我和许多太平洋国家领导举行了三天的政治会议，于台北总统府和李登辉总统进行友好交流。当时李登辉总统曾在会谈中提出他个人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困苦的担忧，但会上的外国领导没有人提出异议。我当时直接向李登辉总统提出关于他个人对中国的言论，表示质疑！因为我在中国有投资项目，几乎每一两个月就会到中国出差，但我在中国的所闻所见并不如李登辉总统所述的情况。过后，李登辉总统在送行之前还特地向我表示敬意。

1993年4月14日 – 当时台湾民进党第一任主席许信良（中）和民进党议员许国泰（右一）率领民进党影子内阁到新加坡进行亲善友好访问，新方国会议员白振华（左二）和国会同僚王雅兴（右二）亲临接待。过后，安排以民进党许信良主席率领的民进党影子内阁私下秘访北京和上海以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目的是希望民进党能够多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放弃台独，海峡两岸共同走向和平统一。民进党许信良主席一行人从中国返回新加坡；便私下表示同意放弃台独，走向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道路。岂知，许信良返回台湾之后，宣布他所领导的民进党将不走台独路线；却被台湾民进党的某些领导和党员逼走离开民进党。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对许信良和许国泰以及当时民进党的影子内阁多了更深层的敬意。

政治经济评论文章和访谈
Political Articles & Interviews


我时常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政治和经济文章，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海峡两岸的问题、新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新加坡政治经济方面，发表其独特的看法，总共写的政治和经济评论文章有百余篇。

例如：
一、1991年10月1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的《开放后的中国》，文中对中国给予十分坦率和诚意的批评，但过后却得到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并把该文收集在北京新华出版社的《海外报刊谈中国》一书的第129页至第135页内，过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还特赠该书二十本供留念；

二、1993年1月14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所写的《看中台微妙的兄弟关系》被转载在中国内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和台湾各大报章中，同时又得到当时台湾总统府顾问潘正球资政特别亲自到新加坡惹兰勿杀市镇会会面；

三、2001年7月1日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七一讲话之后的一个月，我於2001年8日9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的《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前瞻性》一文，又再次受到中国中央领导和不少省领导的重视和亲自赞赏。本身一路来以坦率、诚意和热爱中国的立场来写文章，因此时常受到中国中央领导和海峡两岸的领导和人民的重视。

四、2005年4月25日，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和平崛起看中国年轻人的民族傲气》，这篇文章中国《人民日报》、台湾《中央日报》、香港《南华早报》、美国报章和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和美国等各重要网站都有转载。而且各地网民在网站的反应也十分剧烈，可见其文章所受重视的程度。除此之外，我也常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和新加坡执政党的《行动报》撰写有关新加坡和东南亚的政治文章，计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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