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治
新加坡前国会议员白振华访谈录
– 孙景峰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编者按：白振华先生，1988年至2001年任新加坡国会议员，曾任新加坡政府国会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和新闻与艺术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好朋友。2006年9月和12月，我校政治与管理学院孙景峰就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治问题两次对白先生进行了访谈，为我们了解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此刊出，供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参考。
关键词：人民行动党;新加坡政治;白振华
孙景峰：白主席，您好！很荣幸能就新加坡的政治问题与您对话。作为前国会议员，您直接参与了当时新加坡国内一些政治活动的决策，您的经历对于我们研究新加坡政治，尤其是人民行动党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从政经历好吗？
白振华：我对政治的兴趣始于小学五年级。当时我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便经常带着一张小板凳到新加坡芳林公园，去集会,去参加长辈们关心的政治群众大会。芳林公园是新加坡类似于英国海德公园的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我相信我被人赞赏的公开演说艺术和政治群众大会的演说技巧,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就是我从小在新加坡当时建国的政治环境中所琢磨和学习来的。特别是我从小便受李光耀先生的演说影响最深,他是我的政治偶像,也是我一生中最敬佩和最杰出的世界级政治家和最优秀的演说家。
在1973年，我受邀参加新加坡金声区社区基层组织，这是我踏入政坛的第一步。我曾担任民众联络所委员会秘书长、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兼执政党的区部秘书。十五年后，又在新加坡国防部长兼交通与新闻艺术部长杨林丰博士的裁培和推荐之下，受邀加入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执政党，并在未来国家领导人材的严格遴选过程中脱颖而出。最后，代表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全国大选，在1988年当选为新加坡惹兰勿刹集选区国会议员。
孙景峰：从政对您来说，是一种事业。我看过您一篇文章，是写“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话题的。这意味着从中学时，您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做议员，也是为了圆中学时的梦。
白振华：在念中学二年级时，学校要举行校际讲演比赛，每班都得派代表参加。于是在伍世波级任老师的提议下，我欣然报名参加。也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会选中《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作为我参赛的讲题。讲题深奥难懂，又包含很深的哲理，不是中学生容易明白和听得懂的课题。无论如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就在当时注入我的脑海之中，至今仍无法消失……
最后，使我开始主动去探寻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命题，于是大翻特翻宗教书籍，举凡佛书、圣经、可兰经、兴都教和道教的书籍，都带着求知的心情去阅读、去理解，设法了解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的奥秘！最后，又由宗教书籍转向哲学书本，翻了又翻，读了又读，只希望能为自己生活在世上，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事迹。
虽然这个讲题在当时让我获得银牌，也使我对演讲技巧更具信心，但最重要的是，它在过去二十余年来让我了解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的真正意义。于是，我开始参加社区工作，当义工为河水山住宅区的居民做一些工作，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
过后，当选为国会议员，更促使我努力要为人民服务，为社群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每当在挨家逐户访问时，看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我内心会感到难过。碰到贫苦家庭的子弟要上大学，又由于经济有问题而不敢问津时，我总是主动义务为他们的孩子解决经费问题，让他们的孩子也能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大学教育。于是每年由联络所拨款资助贫苦家庭，便成为选区的常年活动之一。在常年颁发助学金给区内贫苦人家的子女去深造时，握着他们的手，总感觉到他们那股感激和温馨之情。我脸上很自然地会流下几滴眼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开始领悟到它的真谛。
孙景峰：您从1988年步入政坛，到2001年离开政坛，活跃政坛13载。后来怎么决定离开政坛呢？
白振华：2001年11月3日，是我人生重要的另一个里程碑。我个人决定离开政坛。主要是受中国领袖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影响。我认为，江泽民先生的“七一”讲话显示出比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中国,更蕴藏着极大的机遇。这对于曾在1992年便到中国去投资三个大项目的我来说，我认为自己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能够对新加坡的未来经济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我常认为，新加坡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我们应该感谢许许多多新加坡的英校生，没有他们过去的努力和贡献，新加坡的经济就不可能随着讲英语国家的蓬勃发展而受惠,从而塑造出今天成功的新加坡。反过来说，要为新加坡未来的经济作出另一轮的冲击，是新加坡华校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可以为新加坡经济做出新贡献,那是做为新加坡一份子所应有的责任。为了继往开来，也为了自己的企业发展,我内心里虽然非常舍不得我的选民，而我的选民也非常舍不得我，我还是决定急流勇退,潇洒地离开政坛，去追求我另一个更美好的理想。
可以这么说,在过去政界的13年里，我学会了从多角度来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和我年轻时只从两到三个角度看问题是不一样的。假以时日，如果我能够追求到更美好的新理想，我将把我所带来的经济成果回馈给社会和人民,以完成我人生最后的愿望。
由于我来自华文教育的背景，在国会中我常被视为是新加坡老一辈华人和华校生在国会中的代言人之一。所以,我在国会演讲中，除了民生课题外,也较多地表达有关提高华文华语、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医中药和其他华校生深切感受的课题。
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接待日制度是很出名的。每周一次的议员接待选区民众的活动，是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长期保持的一个传统，是党的所有议员都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制度。当民众有需要反映的问题时，他知道在何时何地去反映。对于问题最终的处理结果，不仅要告知本人，而且还需记录存档具有长期性和规范性的特点，是民众非常熟悉的、议员必须遵守的一项制度。您做过13年国会议员，如何接见选民的？
白振华：在过去13年的议员日子里，我夜继以日地“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沿家逐户访问和接见民众的工作上，更是如此。有时，在每星期一晚上接见民众时，我忙碌到凌晨1时，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此时家人全都睡着了，我也没有丝毫怨言;总觉得选民投票支持执政党,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而支持我,是对我的一种爱戴，那是选民给予我的神圣任务。因此在人群中倾听人民的心声，解决人民的问题是我身为国会议员应尽的责任。我常认为，当官不为民做事，不只是亏待选民，也愧对自己。后来在中国投资后，每周一都必须在晚上七点以前赶回新加坡去接见民众，雷打不动。与接见选民相比，自己生意场上的事都是小事。
孙景峰：我们知道，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您所在的选区及选民情况如何？议员如何关心中下收入阶层的生活？
白振华：我所在的选区为惹兰勿刹集选区，包括三个选区，即哥南亚逸(Kolam Ayer)、芽笼西(Geylang West)和惹兰勿刹(Jalan Besar)三个选区。在芽笼西，穷人也很多，约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住的是两房或三房组屋。我的很多选民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他们要面对生活的压力面对着抚养孩子和上大学的经济问题,这些都是我必须要处理的日常政务。当然，区内设施的改善、组屋环境的翻新和出席许多新加坡华人社团的就职和庆典的开幕活动，也是我忙碌的政治生涯之一部分。坦白地说，我感到遗憾的事是，在今天这么富裕的新加坡，仍然有些孩子由于家庭环境的贫困而放弃修读大学的教育机会，便出来找工作以补贴家用。对于在新加坡人力资源这么缺乏的环境下，是十分可惜的! 特别是我本身曾身历其境，能够了解这些孩子在放弃大学教育后的心理感受。因此，身为国会议员,我常常尽我所能，给予他们应有的协助，总希望他们在完成大学教育后，才出来为社会工作，以补贴家用。毕竟，良好的教育是不断提升自我和使家庭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条重要途径。于是，当我看到这些贫困的孩子在我的帮助下才完成大学教育,过后又有了一份优越的工作，还把父母亲从单房或两房式的贫困住屋，提升到四房或五房式组屋，我心里常常感到欣慰。在我看来，在一个科技领先和竞争剧烈的环球化经济里，我们的国家不能承受任何人才的遗失。我们必须尽最大义务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新加坡人，以面对环球市场日益激烈的挑战，这曾是我在国会最关心的主要民生课题之一。
孙景峰：您有具体的事例吗？大家总是爱听一些真切的故事。我注意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机关报《行动报》1999年第1期有一篇文章《人间温情就在芽笼西》,是讲您关心选民的事的。
白振华：我在做议员期间，处理过的问题不计其数，遇到区内事务，无论大小都认真看待，详细笔录。
有一天，我在熟食中心忽然闻到一股臭味。我环顾四周，发现一名推动着小车的冰淇淋小贩。原来臭味就是从他身上发出的。我简直难以置信，这位小贩患了糖尿病，一条腿烂了，情况这么糟，还在卖冰淇淋。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去看医生，他说没钱。后来在我的帮助下，那位小贩动了手术，切断一条腿，防止继续溃烂腐败，挽回了性命。
还有一次我在沿户访问居民时，发现一名妇女因病面容损毁，不敢出门，她和那名冰淇淋小商贩一样，没钱看病。我第一次到她家时，她儿子看也不看我一眼，我觉察到，她的儿子满腔怒火。我耐心地了解详情后，便带这名妇女向卫生当局求助，要求豁免手术费。矫形手术终于得以进行。她儿子的态度自此就发生了变化。有一天，突然找上门来，问我儿子读国大哪个系，要和他打个招呼，过后，他们两人竟成了好朋友。
居民总是把我当成他们的老朋友。1988年我刚当选为议员时，一名男子冲到办事处，对着我高声辱骂行动党。我就劝其冷静，不必侮辱行动党，事情总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果然，对方的态度完全改变。以后每次见面，他总是向我挥手表示善意。有一次在芽笼西议员办事处，一名男子涨红着脸，挥动着拳头，对着他父亲大喊大叫，一家人当着我的面大吵大闹。你看，原来是家庭私事，竟然闹到见议员，毕竟，家丑不可外扬。但从这些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居民已经把议员当成调解人了。可见议员与居民之间这种真情和亲情。
孙景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经常往来于中国与新加坡，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白振华：我的祖籍是福建安溪，早在1973年，我就访问过中国。上世纪年代初，代表团的团长考察了解中国。当时对中国的经济和制度体系较为失望，但我一直关注着中国。1991年5月初，我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曾随同时当时的李显龙副总理访问中国，考察了深圳、广州、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和厦门等地，对改革开放十多年之后的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回新之后，曾撰文《一位国会议员看开放后的中国》，发表在《行动报》上，后来《联合早报》做了转载。文章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一些不良现象给予十分坦率和诚意的批评，中国的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报刊谈中国》收录了此文，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时任中国政府总理的李鹏先生还特地赠此书二十本予我。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我认为机会来了，于是大举进军，首期的投资选在了家乡安溪，一半是投资，一半算是回报家乡父老乡亲吧。当时安溪基础设施很差，比如安溪到厦门，一百多公里的路，汽车要开六个半小时。我希望当地领导改善，没钱？来新加坡募捐吧。记得一次午餐会上，在我的带领下，不一会，就募集了两千万元人民币。现在从安溪到厦门只要一个半小时，就这样，家乡的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的投资也得到了回收，可谓双嬴。后来，我又相继在江苏、辽宁、山东及天津等地投资，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对中国的信心也越大。
我时刻关注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2001年8月初，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著名的“七一”讲话后一个月，我就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了《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前瞻性》，再次受到中国中央领导和不少省市领导的重视。2005年4月，我又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了《从和平崛起看中国年轻人的民族傲气》，中国的《人民日报》等报刊都有转载。
孙景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2004年年底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看，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虽然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不同，它们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社会基础等都千差万别，但作为执政党，这些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文章阐述了英国工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国外政党的种种成功经验。特别提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干部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其目的是将社会中最优秀的年轻人网罗到本党内。《新华文摘》在转载王家瑞文章时，很醒目地列为当期的头条,可见中共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经验还是十分重视的。您能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程序做些介绍吗？
白振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人方面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这套制度保证了把最优秀的人才网络到执政党内。人民行动党特别重视议员候选人的选任。国会议员作为政治人才一般需要经过多道程序进行筛选。先是邀请候选人与遴选委员会的领导人饮茶，进行交谈。当然在此之前即对候选人的背景有所了解。在饮茶时也不会告诉你有什么事情，在交谈中了解你的政治倾向、政治敏感意识、知识面，还有思维方式及辩论能力等。如果合适，就会再安排一次更为正式的会谈。像这样，前后要同各级相关部门组织的考试及辩论，来来回回要有七八次，最后一次是新加坡的最高领导人出面，内阁的部长都参加。经过这层层程序选出来的人都是最优秀的，经得起各种挑战。所以在新加坡，做议员或者议员候选人是值得骄傲的事。在新加坡，人才选拔只有任人唯贤这一种渠道。人民行动党正是通过这种最严格的方式把最有能力与最优秀的人才延揽进国会，保持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活力，实现了精英治国的基本方略。
孙景峰：近年来，中新两国、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和密切，两党也会互相借鉴执政治国的经验。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人民行动党，发表了一批相关成果，以后会产出更多这方面的成果。
白振华：您的博士论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我已拜读过，还是比较符合新加坡实际的。2006年新加坡国会大选期间，我在行动党群众大会演说中还特别提到！我同时也转赠了李显龙总理。李总理对此书也很感兴趣。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会在资料等方面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孙景峰：感谢白主席接受我的访谈，也感谢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帮助。
